各国火星探测计划差异大 只有差异化分类，我国各省碳排放核算才能精准到位

各国火星探测计划差异大 只有差异化分类，我国各省碳排放核算才能精准到位， 

各国火星探测计划差异大

相比SpaceX的激进火星殖民计划，各国航天机构的态度要谨慎得多。在9月5日举行的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总设计师刘继忠介绍，我国天问三号任务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两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样品取样返回地球。刘继忠介绍，中国的天问三号任务在科学研究方面，将把生命痕迹探寻作为第一科学目标。在工程技术方面，将火面采样、火面起飞上升、环火交会和行星保护作为关键技术，规划13个阶段，采取就位和遥感等探测方式，开展基于生命痕迹全链条要素的火星样品研究和数据研究，保证样品拿得回、科学有发现。在行星保护方面，切实履行国际公约，确保不污染火星、不污染地球以及样品的原始性。

刘继忠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将开展国际载荷合作、样品和数据共享、未来规划共同研究等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全世界科学家联合开展火星样品和数据合作共享研究，联合各国或科研机构开展火星科研站的使命与任务定义、需求分析、概念研究、实施方案设计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等，共建火星家园。

NASA此前已经向火星发射了多个探测器。根据NASA此前公布的火星取样返回计划，“毅力”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工作了两三年，并已从捷陀罗陨石坑采集并存储了样本。后续将先后发射两个火星探测器，第一个计划在火星软着陆，将“毅力”号采集的样本收集并送到上升器，随后在火星表面点火升空，进入环火轨道。而后发射的第二个探测器（欧空局研制的“火星轨道返回探测器”）将在环火轨道与上升器对接，将样本转移到飞船后返回地球。但今年4月15日，NASA表示计划对火星取样返回工程作出重大调整，因为原有计划耗费的时间和资金过多，该项目初始预计成本为44亿美元，而2023年底的预估成本已飙升至80亿至110亿美元，同时预计返回时间在2040年左右。当前NASA正面临国会拨款大幅削减的压力，“在当下预算下，该任务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NASA“毅力”号火星车 图源：视觉中国

NASA同时也在展开人类模拟火星生存的各种测试。今年7月，NASA完成了“乘员健康和性能探索模拟”（CHAPEA）测试，4名志愿者在NASA约翰逊航天中心火星模拟栖息地——一个面积约158平方米的封闭居住舱生活了300多天，并模拟火星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资源受限、空间隔离感、设备故障等。

除了中美欧之外，俄航天国家集团下属的拉沃奇金科学生产联合体计划在2030年后发射“回旋镖”星际探测器，以便采集火星卫星“戴莫斯”的土壤。日本的“火星卫星探索”探测器计划在21世纪20世纪中期发射，在火星卫星上登陆并采样返回。（谢昭）


只有差异化分类，我国各省碳排放核算才能精准到位

作者：赵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能源高质量发展》2021年09月

编者按：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探求碳排放对全球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找出相应对策，是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快速工业化、绿色升级的进程中，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赵越在《能源高质量发展》上发表了《我国省级碳排放核算可执行差异化分类》，以下为文章全文：

刊登于《能源高质量发展》2021年09月

在国际范围内，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碳排放核算背景存在差异，大部分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将国内的碳排放责任划分视为整体，并不突出行政区间的差异化。我国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千米，包含34个省级行政区，各省市根据资源禀赋与行政责任可划分为碳排放的输入地与输出地，即能源资源输出省（市）与消费省（市）。典型的碳排放输入地有内蒙古、山西、河北等省（市），碳排放输出地则包括广东、浙江、北京等省（市）。

国家碳排放责任，是指各国按照一定核算原则划分后，需要承担责任的碳排放，有生产者原则、消费者原则、收益者原则和共担责任原则四种核算原则，生产者原则为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主流原则。该原则规定，一国需对其境内生产产品和服务所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负担全部责任。与之相对，消费者原则是指将消费者所消费的最终商品作为碳排放量核算客体，商品生产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计入在商品消费地区。与消费者原则相同，我国的碳排放输入地承担了碳排放输出地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有数据显示，北京早在2012年就已实现碳达峰目标，随后便踏上了迈向碳中和之路，到目前为止，北京全市的清洁优质能源比例已超过97%。但鲜为人知的是，北京有70%的电力输入是来自于外省，其中的40%来自于内蒙古。与北京形成鲜明反差，内蒙古在“十三五”期间的“能耗双控”指标均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并且能源消费总量也没有达标。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此前提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表明，碳减排工作与地区经济发展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作为衡量减排工作的间接指标，碳排放强度运用碳排放总量除以每单位GDP的方式表述了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同比下降18.2%，但内蒙古的此指标却在该阶段末期大幅增长，并且GDP排名也下降6位，位列全国第22位。通过北京与内蒙古的对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当前全国经济发展背景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碳排放总量与地方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碳排放量越多，经济向上发展动能越弱，碳排放量越小，经济向上发展动能越强，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最小，但经济贡献值最高；

第二，省市可通过污染转移的方式，在确保即便地区内能源消费升高导致碳排放量增多的情况下，GDP依然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在考虑到生产者原则的实操性与污染转移为能源生产地所带来的资本投资不可逆的情况，笔者建议，当相关核查部门对国内省市进行碳排放核算时，可将34个省级行政区分为能源生产省（如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与能源消费省（如广东、浙江、北京等）两组进行考核，划分时将三产占比作为衡量依据。与传统的城市类型分类不同，能源生产省的分类原则是重点考虑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经济贡献总和，而能源消费省则侧重于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占比，如此，在遵循生产者核算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碳排放主体责任尽可能的公平。

国家是在国际层面上执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体，这也就意味着，2060年时并非是所有省份皆完成碳中和目标，而是各省市都完成各自的减排任务。各地因自然禀赋不同，届时，有的省市可提前完成目标，并创造可观的负碳量，但也有的省市在减排效果显著、完成“双控目标”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目标。不过，在此情况下，已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省市可将剩余负碳量对未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省市排碳量进行中和，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碳中和目标。所以，根据实现碳中和的进度，能源生产省的考核指标应侧重于碳减排量，能源消费省的考核指标可纳入负碳量。

此外，城市分类核查体系将有助于提升能源生产省与能源消费省碳减排的积极性。当前，因存在污染转移与媒体对能源消费省新能源使用情况披露，这些能源消费省市对减排压力有恃无恐，而能源生产省也因愈演愈烈的减排差距而丧失减排积极性。此前，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曾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碳达峰”，所以分组核算碳排放后，能源消费省因优化的产业结构将有机会率先实现碳达峰，能源生产省也会在“组内竞争”的核算体系下保持较高的减排意识。

（人大生态金融）[db:内容]?